在母亲诬告他不孝，想借助国法杀他的时候，他依旧不说出母亲的丑事，只是流泪认罪。
    要不是乡亲邻里们实在看不过去，跳出来主持公道，他就死定了。
    也因此，他受到了官府的表彰，认为他是真正完美尽了孝道的一个大孝子，把他的事迹写入了县志。
    那么现在再回到张宓案，张宓案中，高氏是张宓的儿媳，是父子关系。幼童是张宓的私生子，也是父子关系。
    所以张宓杀了他们，虽然有罪，当罚，但因为是“父杀子”，所以不能判死罪，否则就是破坏了孝道。
    赵少卿和滕寺正也很聪明，没有把“不杀士大夫”当成理由公开说出来。
    因为“不杀士大夫”只是在一代代士大夫们的不懈努力之下，在朝廷上形成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
    你翻遍大宋的所有律法，都绝对找不出一条正式列入律法当中的“不杀士大夫”这样的法律条款。
    这分明就是特权嘛！
    现在这桩案子已经在朝野传遍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在不断地向外透露消息。
    今天堂上刚刚辩论的内容，明天就能如实出现在临安小报上，搞的他们很被动。
    以前关起门来问案时，大家都是官对官，还可以堂而皇之地拿“不杀士大夫”这个理由说事儿。
    现在民怨沸腾，朝野关注，这条理由就不好公然拿出来讲了，于是就祭出了更有力度的孝道大旗。
    可是这孝道大旗一竖，就把都察院惹恼了，你这不是耍无赖吗？
    说好了大家拼刺刀的，你动用核武器。
    都察院可是有着三杆本届科举最强笔杆子。
    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一甲三名，如今都在都察院任职，就你大理寺有妙笔在手？
    萧毅然正式加入了都察院的辩论团队。
    他和卢承泽点灯熬油的一番准备，第二天两人就分别拿出了自己的反驳文章。
    如果直接对孝道提出质疑那是相当不理智的。
    虽然在现代人看来，把孝提到这样不讲理的地位实在不可理喻。
    可是在那个时代，哪怕你是皇帝，你也不敢公开否认孝道，质疑孝道的权威性。
    但是，“辩经”而已，谁不会啊。
    萧毅然一篇文章，直接就把董仲舒给搬出来了。
    他举了大儒董仲舒断的一个案子：甲生子而不养，送于乙。子长大后，甲看见儿子，自称其父，就被儿子打了一顿。甲去官府告儿子不孝，但儿子拒绝承认与他的父子关系，只认养父乙。
    此案如何判决关乎到孝道，地方官员不敢大意，遂层层上报。
    最终董仲舒裁断：甲虽生子而不育，于义已绝，子父当为乙。
    所以这只是一桩寻常斗殴案件，正常处理就行了。
    萧毅然据此大大地发挥了一番，其意思就是：血缘不是亲子关系的唯一依据。
    当为父不仁时，也就是亲子关系不复存在的时候。
    因此，当张宓以公公的身份，占据儿媳身子开始的那一刻，双方就已不复公媳关系。
    张宓之后杀人，就不能以孝道作为宽宥他的理由。
    卢承泽更狠。
    萧毅然和卢承泽有点像赵瑗和赵璩。
    赵瑗做事方正，想达到目的，基本上会遵循正规的途径。
    赵璩和杨沅是一个想法，只要达到目的，那就成了。
    卢承泽也是一样。
    他翻查高玉珩的口供，发现高氏有孕在身，而当时高家还不知情，张家妻子尚未被张宓摆平的那段时间里，曾把高氏寄放在一处小道观里。
    因为张宓是当地官员，比较引人注意，所以选择的这处小道观里，只有老道姑一人。
    而这个老道姑，现在已经去世了。
    于是，卢承泽就在此事上作起了文章。
    断绝“父子关系”的方式还是有那么几种的，其中最简单且有效的一种就是：出家。
    一旦出家，那就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
    因此，卢承泽认定，当时高氏承受奇辱含忿出家了，她是出家人了，不需要再对张宓承担“父子关系”的义务。
    滕寺正扯起孝道大旗咆哮，尔等欲推翻孝道乎？
    萧榜眼就端起董仲舒的牌位，你在质疑“董子”对孝道的理解？
    卢探花则笑若天官赐福，出家人你还不放过？
    你问问天下间佛道两家哪个同意？
    双方代表至此都祭出了“核弹”，一时间各有忌惮，马上回去号召本院所有笔杆子，集思广益，寻找新的突破点。
    苏主编对此很失望，你们都消停了，我这临安小报写点啥？
    大家对此都很关注的好吧？
    这时候，不甘寂寞的刑部跳了出来。
    刑部当然也是针对都察院的，只不过现在站在正面和都察院硬刚的是大理寺，刑部纯粹成了一根搅屎棍。
    这根搅屎棍提出了三个问题：
    一问，张宓翻供不承认杀人，是否应发回都察院重审？
    二问，张宓究竟是和奸还是强奸。
    三问，在这整个案件中，被所有人忽略了的张宓的儿子，现在仍在成都路任职的张佑该如何处置？
    为父相隐本无可指摘，但是当事情发生之后，他不该休妻吗？为什么要让父亲和妻子继续这种丑行？
    他真是出于孝道为父相隐吗？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声名和前程，选择了默许与纵容？
    刑部这么干的本意是为了打击都察院的气焰，但是第一条的话，大理寺就不愿意。
    张宓翻供，他翻个毛啊，大理寺又不傻，这案子翻不了的。
    如果把他打回都察院，天知道他又会招些什么出来，到时候大理寺岂不是更加为难？
    所以大理寺的笔杆子们还得分心出来，抗辩刑部的质问。
    而对于第二条和第三条，都察院也自有解释，三家掐起了罗圈架。
    这时礼部不甘寂寞，也插手进来。
    礼部是站都察院的，但是司法的事情，本来是轮不到礼部出头的。
    不过你们既然都在拿孝道说事，那能把我礼部抛到一边儿吗？
    所以，礼部堂而皇之地杀入了战团。
    “临安小报”写的飞起，原有版面已经不够用了，居然开了增刊。
    这个时候，都察院冲在最前沿的，是榜眼萧毅然和探花卢承泽，状元杨沅忽然又神隐了。
    但是因为三方辩论之激烈，各方都忽略了他。
    既便偶尔有人想起他来，也认为是因为他与张宓众所周知的恩怨，为了避嫌，才脱身事外。
    这倒是让大理寺和刑部松了口气，因为他们都认为，杨状元的一支妙笔，比萧榜眼和卢探花加起来还要犀利。
    如果杨沅也出面，那就更加招架不住了。
    而杨沅这段时间实际上正在筹谋着另一件事，他如今怎么可能手上就只一件事，了结一件再办一件。
    赵瑗打算去巴蜀一带巡幸，这在大宋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行为。
    皇帝一旦成行，对于金国和西夏来说，必然会有一番解读。
    要让对方做出什么样的误判，这就要对巡幸过程中做些什么进行巧妙的设计了。
    其二就是，皇帝避开临安这个风口，是出于谨慎原则，留下一个可以收拾残局的人。
    所以，赵瑗不在临安期间，副皇帝阁下可以干些什么，可以干到什么程度，给官家预留哪些扣子，一旦事不可为时，好让他及时回来收拾残局，这些都要预先进行设计。
    所有这些，都要考虑到宋国与金国、西夏三方的关系和力量对比。
    还要考虑大宋内部涉及的各方势力，这些派系势力的立场、实力，其领袖人物的性格可能产生的反应等等，都要考量在内。
    所以，不是仅仅擅长危机公关手段，就能解决好的。
    杨沅在此过程中，顶多是利用他所擅长的东西，从常人不太容易考虑到的角度，去进行技巧设计。
    至于朝堂上三法司的争执，以及越来越多赤膊下场的官员们之间的激辩，杨沅浑不在意。
    他在等，等国子监和太学的学生们砸破这口酱缸，揭开“不杀士大夫”的遮羞布。
    国子监和太学加起来两千多名学子，这还不包括国子监下设的武学的几百名武举。
    他们虽然是武举，可也都是要学文的，如今自然也加入了对于“不杀士大夫”这一律条上没有，实际上却在执行的国策的讨论。
    而且，他们将来成为武官，是不受这一潜规则庇佑的，所以反应尤其激烈。
    这两千多名学生，只是在校的还没有毕业的学生.
    他们还有学长呢，还有没有考入国子监和太学的老同学呢，这个面儿就扩大的太多了。
    杨沅正在等着他们充分发酵，他们现在还仅限于在校园之内的学术上的讨论。
    当他们走出校院，上书言事，干涉不平的时候，现在朝堂上正在争论的话题就不足为道了。
    那时才是杨沅集中全力，发起总攻的关键时刻。
    而现在，他正在协助皇帝和晋王，以及兵部和枢密院，策划这几件事情：
    一、缩减宰执任期，避免久居相位者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。
    二、裁汰冗滥，先从临安府试点，罢逐青吏（州县职役）、裁汰冗官、限制恩荫官的数量。
    三、军制改革，推行义兵制，调整武官选拔标准，考核现有武官。
    四、等皇帝从巴蜀归来，于临安举行一场盛大的阅兵式。